農業起源的考古學探索



  農業起源被戈登·柴爾德(V. G. Childe)稱為新石器時代革命或改變人類經濟的第一次革命[1],并被認為是考古學探索的三大戰略性基石之一。這個課題不僅是考古學所關注,也為其他學科的專家所思考。這種思索可以追溯到考古學誕生之前,比如早在1673年,英國政治家威廉·坦普爾(W. Temple)就曾提出,密度很高的人口會迫使人們辛勤地勞作。1843年,瑞典考古學家斯文·尼爾森(S. Nilsson)認為,人口的增長導致了斯堪的納維亞從游牧向農業的轉變。真正以考古發掘來探索農業起源,并提出農業起源動力的假設,則是以美國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拉斐爾·龐佩利(R. Pumpelly)的研究為起點。從1903年開始,龐佩利團隊對當時俄國土庫曼斯坦的安諾(Anau)遺址進行了發掘。他的綠洲理論被柴爾德進一步發揮后在舊大陸極其流行,并被認為是考古學過程論解釋的早期代表[2]242,深刻影響到后續的農業起源研究。

  二次大戰后,在英國的經濟學和美國的生態學方法的激勵下,農業起源的考古探索開啟了新的征程。并以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布雷德伍德(R. Braidwood)團隊1948—1955年的伊拉克扎爾莫(Jarmo)項目和理查德·麥克尼什(R. MacNeish)團隊的墨西哥特化坎(Tehuacán)項目為代表。這兩個項目被認為是考古學多學科探索的重要起點[2]283。1966年,肯特·弗蘭納利(K. V. Flannery)團隊啟動了墨西哥瓦哈卡(Oaxaca)河谷圭拉那魁茲(GuiláNaquitz)洞穴的發掘項目,以探索墨西哥南部高地的農業起源[3]。這些項目代表了美國考古學家前赴后繼的探索精神,他們鍥而不舍的開拓和創新將作為里程碑載入考古學史冊。

  在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支持下,弗蘭納利《圭拉那魁茲: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覓食與早期農業》一書的中文版已經出版。弗蘭納利曾經參與過布雷德伍德團隊和麥克尼什團隊的發掘項目,這些經歷奠定了他后來的學術走向。而《圭拉那魁茲》一書作為他一生的扛鼎之作,為美國過程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本文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回顧從安諾遺址到圭拉那魁茲洞穴的探索歷程,并審視這項探索前進中的重大轉變,以期為我國的同類研究提供可供借鑒的榜樣。

  《圭拉那魁茲: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覓食與早期農業》書影

  一、安諾遺址

  安諾遺址與龐佩利的名字聯系在一起。龐佩利是美國地質學家、礦物學家和探險家,他就讀于弗萊堡礦業學院(Freiburg Mining Academy),畢業后成為亞利桑那州的一名礦業工程師。1861年,他應日本德川幕府的邀請,前往北海道進行地質考察,并在北海道大學傳授采礦技術。1863年,龐佩利應清政府的邀請,參加我國的地質研究和煤礦勘探。1864—1865年,他考察了戈壁沙漠和長江流域,之后取道蒙古和西伯利亞前往彼得堡。1866年,他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1905年任美國地質學會的主席。

  龐佩利對安諾遺址的發掘深受他1863年對中國和蒙古考察的影響,他對中國肥沃土地與蒙古貧瘠沙漠之間的強烈反差印象深刻。他從中國地圖上得知,戈壁沙漠有的地方稱為旱海,意味著這里過去很可能是很大的內陸湖,這使得他希望能夠通過地質學和考古學的探索來解決冰后期環境和人類適應的巨大變遷[4]。

  安諾遺址位于中亞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Ashkhabad)附近,北部離伊朗邊界不遠。遺址包括南北兩座土丘,當地稱為庫爾干(Kurgan)。之前由俄國考古學家進行過發掘,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彩陶和人類栽培谷物、馴養動物的證據。1903年,龐佩利得到俄國政府的許可,在新成立的卡內基基金會贊助下,前往中亞尋找當地農業起源的最古老證據。

  1903—1905年,龐佩利以近古稀之年率領第一支中亞科學考察隊前往土庫曼斯坦。該項目成員可謂最早的多學科團隊,其中龐佩利本人研究地質環境及文化的變遷,柏林皇家博物館的資深德國考古學家赫伯特·施密特(Hubert Schmidt)教授對遺址進行地層學發掘和年代學研究,瑞士聯邦理工大學植物學家舍倫貝格(H. C. Schellenberg)教授鑒定炭屑和谷物種子,柏林大學動物學家杜爾斯特(J. U. Duerst)研究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龐佩利的兒子韋爾斯·龐佩利(R. W.Pumpelly)從事地貌學和地文學研究,蘇黎世人類學研究所的莫里森(T. Mollison)博士和體質人類學家塞爾吉(G. Sergi)研究出土人骨。此外,龐佩利還請其他專家分析了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金屬工具的化學成分。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家施密特是謝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的學生,曾參與過謝里曼對特洛伊的發掘,整理和研究過特洛伊出土的藏品,并對歐洲和地中海的考古材料有精深的研究。龐佩利團隊的先驅性工作建立了一種用考古材料研究農業起源的基本方法,1908年出版的安諾遺址兩卷本多學科研究報告,其分析和論述的科學、細致和嚴謹今天讀來仍然令人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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